来源：https://russian.rt.com/russia/article/911580-medvedev-intervyu-vybory-vmeshatelstvo
Q：这是RT电视台的“独家专访”。今天我们要与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交谈，他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也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非常感谢您同意与我们见面。
A：您好。
Q：第一个问题是向党的领导人提出的。统一俄罗斯党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在国家杜马中拥有多数席位。同时，如果在之前的选举中，即2016年，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54%的选票，那么这次是50%（译者注：这里的比例指的是联邦层面的政党得票率，并非杜马席位占有率）。首先，总体上，您如何评价这次选举结果？还有，在您看来，为什么执政党的支持率下降了？
A：我该如何评价这样的结果呢？这对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躺在功劳簿上，说一切都已做好，说执政党享有极高的威望——这当然不是理由。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结果。我相信，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议会政党，都会对这种结果感到非常、非常满意。我们也对这个结果非常、非常满意。我们曾与同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曾与俄罗斯联邦总统共同商议，他在选举活动期间为党提供了帮助，他的贡献自然非常重大——作为国家领导人。所以，这个结果是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做好，也不意味着人们对一切都满意。显然并非如此。这是一种预支的信任。同时，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审视哪些方面取得了成效，哪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哪些问题是痛点，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应当纳入计划，而哪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已完成。所以，我目前的回答就是这样。
Q：既然如此，那么“统一俄罗斯”党在下一个选举周期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有哪些重点优先事项，与上一个选举周期相比又有何不同？
A：实际上有两项任务。任何政党的任务是执行竞选纲领——这一点我稍后会谈到。而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支持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力量，其任务则是尽一切努力推动总统路线的实施，促进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促进国家项目的落实，以及总统国情咨文的执行。这就是一项双重任务。
关于如何促进总统决策的实施，这一点相对比较清楚。但至于竞选纲领，这则是一个更复杂的工具。而且今年纲领的制定方式非常有趣。为什么这个纲领被称为“人民的”？确实，参与该纲领讨论的——不仅是讨论，还包括向纲领提交建议——约有200万人。这并非修辞手法，这些人也不仅仅是党员——顺便说一句，党员人数也大约有200万——而是确确实实包括我国的普通公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并不喜欢“统一俄罗斯”党，或者至少没有投票给该党。但他们参与了这一纲领的制定，提交了建议。而其中最紧迫、最重要的建议被纳入了这一纲领。
纲领以“人民福祉”章节开篇。其中包含许多最重要的事项：医疗卫生、教育、家庭支持、残障人士保障，以及一系列对我国公民最为重要的问题，例如住房问题、通信问题等。所有这些——我强调，并非泛泛而谈，不是“我们将要发展、推进、帮助”——而是以具体解决方案的形式呈现。即需要通过某某决定，需要将收入水平提高到某某水平，需要作出决定，比如采购多少辆校车，或者采购多少辆救护车。所有这些都写得极其具体。
正因如此，我认为这是一份成功的纲领。当然，其中还有其他部分，涉及经济发展、党计划如何与政府协作、以及如何在国家杜马中推动决策。考虑到该党再次成为国家杜马的统治党，即拥有宪法多数席位，所有这些都有详细的规划。
但同样重要的是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我在上次竞选期间和这次竞选期间都说过：“同事们，我们的纲领，并非那种常见的——顺便说一句，在许多国家确实如此——仅仅是一套竞选口号。政党带着口号参加选举，赢了，很好，然后纲领就被搁置一边，至于它执行得如何，如何跟进，没有人特别去管。”我们上次就设立了所谓的纲领委员会，而且非常定期地开展工作，每隔三到四个月一次。我会召集所有党内同事，询问纲领的具体章节执行得如何——涉及国家治理、立法方面，也涉及社会政策、人口政策方面。总之，涵盖所有章节。
因此，我或许可以不带任何虚假的谦虚，但至少我可以非常坦率地说：我认为2016年通过的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执行。顺便说一句，正因如此，我国公民才投票支持了统一俄罗斯党。
尽管出现了您提到的一定程度的下滑，但显然，一方面这确实是一个指标，另一方面，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在225个单一席位选区中，有198个是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这是一个出色的结果。至于单纯的政党得票结果，确实略低一些，但这很正常。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疫情，收入不幸地下降，不幸的是还有其他问题。而且，归根结底，党从未逃避过责任。党做出过各种各样的决定，也并非总是受欢迎的决定。我认为，这恰恰是执政党的首要任务——不仅仅是喊口号、与所有人亲亲抱抱（译者注：原文直出……）、说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而是真正做出保护人民的重要决策，但另一方面，有时也是并不总是讨喜的决策。我认为我们成功保持了这种平衡。
Q：此前，国家杜马选举的政党名单一直由党主席领衔，曾经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也曾是您。而这次，政党名单由“五人组”领衔。这些人无疑都非常有威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很出色。但他们缺乏立法方面的经验。丹尼斯·普罗岑科更是政坛新人。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这些人？他们在党内的未来将会如何？
A：我在党代会上已经谈过这一点，正是在我们提出“五人组”的时候。党——这虽是老生常谈，但事实确实如此——并非一两个人。不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也不是其他某个人。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而严肃的人群集合，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有机体。任务始终在于寻找新人——政治上的新人，参与政治项目的新人，有威望的人，知名的人，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专业领域。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选错。我们的“五人组”拥有相当的知名度，这些人都是广为人知的。同时，您知道，非常重要的是，前来投票的民众以及关注政治体系发展的人们，能够看到一些新面孔。但这些又不完全是新面孔——他们可能非常年轻，甚至默默无闻，但总应该是尚未参与过此类政治角逐的人。当然，谢尔盖·库茹盖托维奇·绍伊古可能除外，他与党的关系直接相关，实际上他在20年前就参与创建了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形象对党来说当然是众所周知的。
至于他们在党内的未来，目前已经明确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将继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从事专业活动。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我们的同事库兹涅佐娃，她将转入国家杜马工作。但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中断与党的联系。他们将继续合作，有人将留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有人将继续负责党的项目。总统曾宣布，作为党提出的一项建议，即“五人组”中的每位成员都可以继续负责一个与他们自身领域相近的项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他们在党内的未来是相当光明的。
Q：“统一俄罗斯”党是右翼政党还是左翼政党？以及，总体而言，您认为执政党是否应该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
A：不应该有。这是我的坚定信念。对此也有一些著名的政治学理论。顺便说一句，我国宪法中也有相关规定。我们没有国家意识形态——即1977年宪法中所固定意义上的那种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有人忘了的话，就是著名的第六条。问题在于，现在任何政党都应只专注于一件事——保障人民福祉、发展国家。实际上，任何政治力量、任何政党都如此宣称。无论是右翼、左翼还是中间派。因为事实上，抛开某些细微差别，大多数政党的目标组合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过上好日子，对吧？我们都希望国家发展，对吧？我们都希望贫困消失，对吧？我们都希望医疗体系强大、发达、高效，对吧？我们都希望拥有现代化的教育——当然希望。每个政党都有这些目标。区别只在于方法。而这些方法并不总是与政党属于右翼还是左翼相关。
当然，政党在政治光谱上划分为右翼部分和左翼部分，这种划分仍然存在。但请看，这种划分在其他国家已变得多么模糊。我认为，在我国目前，政党之间在那种经典意义上——即20世纪初那样的——意识形态鸿沟已经不存在了。区别恰恰在于方法，在于实现国家最重要目标的方式。在这方面确实存在差异。
我们的“统一俄罗斯”党，正如我们常说的（这也是事实），是务实的政党。我们努力去落实一切。纲领中确定和记载的内容，我们努力以身作则来展示。有些事情我们做到了，有些事情可能没有做到，人们也因此非常严格地评判我们。他们可以清楚地追溯我们的具体成就在哪里，具体失误又在哪里。同时，我们也明白，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选举基础，或者说选民基础。对每个政党来说，尽可能扩大这个基础非常重要。正是这一点与放弃意识形态、或者说政党意识形态的消亡有关。因为如果一个政党说：“我们只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现在投票给它的，将只有那些自认为属于无产阶级的人，诸如此类。又比如大资产阶级的政党，等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情况已与20世纪初大不相同。但如果要谈论“统一俄罗斯”党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我会说它是一股保守或中间派的力量。
Q：在您看来，俄罗斯的政治竞争状况如何？批评者认为竞争程度在下降。例如，他们引用数据称，到上一届议会选举开始时，全国有74个政党可以参加选举，而到2021年只有32个。而且在消失的47个政党中，有43个是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被清算的。在您看来，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吗？
A：您知道，这既不是令人担忧的趋势，也不是有利的趋势。这只是事实。我要提醒您，实际上，关于扩大以政党形式建立政治组织可能性的决定，正是您恭顺的仆人做出的。我在2012年做出这一决定。当时我们的政党光谱非常狭窄。后来扩大了，出现了相当多的政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应该保留下来。其中一部分只是经不起政治竞争和斗争，或者干脆找不到资金支持，找不到自己的选民。另一部分则违反了法律。最高法院正是通过作出相应裁决，淘汰了它们。所以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令人担忧的。同时，当然也可能出现新的政党。我们需要遵守《政党法》所规定的标准。它们必须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市级、地区级层面。而如果它们想要参与，比如联邦级的竞选活动，那么在联邦层面也需要有知名度。
Q：那么，还有一个关于莫斯科电子投票的问题。人们对它的结果看法不一。您知道，比如俄共，原则上拒绝承认莫斯科电子投票的结果。他们的候选人正是在电子票数统计之后才输给了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您认为电子投票运行正常吗？
A：电子投票是新生事物。我深信，迟早全世界的投票都会转向线上。因为不可能阻挡技术进步。
唯一的问题在于结果的核实验证。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国家在这方面应该发声，人们也应该信任通过电子投票、在线投票得出的结果。因此，毫无疑问，电子投票代表着未来。同时我认为，在可预见的近期内，我国公民应该保留两种选择——既可以电子投票，也可以传统方式投票。
Q：您觉得，阿列克谢·韦涅季克托夫是否胜任了观察总部负责人的任务？他在网上挨了不少骂。
A：网上谁都会挨骂，这没什么特别的。阿列克谢·韦涅季克托夫也不例外。但我认为这方面一切还算顺利。因为，您知道，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我刚才说了核实验证的必要性。但还有一个我没提到的因素，那就是便利性问题。在最近一次有各政党领袖、各议会党团领袖参加的会议上，我们的一位同事，即弗拉基米尔·沃尔福维奇·日里诺夫斯基，再次提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想法——投票不应是权利，而应是义务，并且应像许多国家那样，对放弃投票规定相应的责任，有些国家是罚款，有些则是刑事责任。我认为我们不太可能走这条路。尽管我再说一次——国际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但在我看来，对任何一个现代人而言，投票的便利性正被提到首要位置。
Q：回到选举组织的话题——这次取消了大规模直播。可以说，大众观众无法看到直播，只有党员、候选人和选举委员会成员才能访问。其次，选举不是在一天而是在三天举行。在您看来，这一切最终对选举的观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A：我先说第二点。我认为三天投票期在当前是必须的，否则无法进行。只要疫情持续，长时间投票——比如三天投票——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没有什么不好。至于以后——当我们希望凭借全球共同努力战胜新冠病毒之后——这种形式是否还会保留，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这相当方便。
更不用说那些所谓的发达民主国家了，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它们，比如美国，通常投票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而且不知为何，这被认为是正常的。
因此在当前情况下，三天是绝对必要且同时足够的时间期限。至于摄像头，这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如果它们无休止地运行，那是极其昂贵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每个人都能随意查看、翻看等等——也许这很有趣。但更重要的是能够对投票结果进行核实验证，以便能够确认某个具体投票站的投票是合法、合规的。为此需要录像。录像在三天内全程进行，从开始到结束。如果有任何疑问，所有记录都可以调取，据我所知会保存一年，可以查看，并据此提出诉讼。
Q：接下来是一组关于选举在国际层面上的问题。您知道，俄罗斯外交部曾就美国IT巨头干预我国选举的消息，召见了美国大使约翰·沙利文。而且我们都还记得，2016年美国大选后，曾针对所谓的“俄罗斯痕迹”和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展开调查。在您看来，俄方是否可以发起类似的调查，但针对美国公司？这对俄罗斯来说是否有必要？
A：我不知道。但我依据的是拉丁语中一个著名的对等原则——quid pro quo，即“以牙还牙”——当然，这里要加引号。如果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帮助”，那有何不可呢？我认为完全可以考虑进行这样的调查。但这应由主管机关决定，应由执法机构决定，应由我们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决定，最终外交部也应参与其中。但原则上，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他们进行了干预——那又有何不可呢？
至少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在这三天的选举期间，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服务器遭到了大量攻击。据数字发展部数据，这些攻击中约有50%来自美国。这难道还不足以成为开始“算账”的理由吗？
Q：您提到了对中央选举委员会服务器的攻击。我们还注意到一些曝光的事件，例如谷歌直接干预俄罗斯选举，在其平台、Chrome浏览器、YouTube视频平台上投放针对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的负面宣传，以及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团队制作的视频。俄方计划如何限制或惩罚这些美国IT巨头干预选举的行为？总体而言，除了政治声明和罚款之外，是否有可能、又如何去影响像谷歌这样的公司？
A：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在我看来，数字巨头在这方面已经让所有人感到厌烦，包括美国自己。就连拜登政府——尽管它似乎曾在对特朗普团队的数字化环境中拥有某种优势——据我所知，也已经在考虑就此制定专门的法律。
看看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数字巨头的活动，往往只受其自身企业规则的约束。
他们自己制定了规则，然后依据这些规则做出决定——饶恕谁，处决谁。他们把美国前总统各平台账号都封了——他有8500万还是9000万粉丝——全没了，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喜欢他”，他“说了什么”。但这些决定并非依据美国法律，也不是依据美国某个主管法院的司法判例，而是依据他们自己的企业规则。
听着，这现在可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您提到了他们在我们选举期间做的事——这简直就是无法无天。正因为他们实质上干预了俄罗斯联邦的政治生活。是的，他们后来在某个时刻执行了俄联邦通信监管局的决定，停止了这种行为——但恰恰是在投票开始的那一天。而在此之前，这整个机器一直在运转，一直在宣传一个正在服刑之人的视频。
而且，尽管他们实质上是在播放一个罪犯的视频，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在一个并非他们母国的国家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这完全是无法无天。因此我们当然必须对此作出反应。反应的方式可以不同。实际上可以通过法律来应对——我们有相应的法律，该法律允许在必要时限制、封锁、减缓此类社交网络和数字大公司的活动，并对其处以罚款。所以不仅仅是可以“竖手指头警告”一下。也可能是更严厉的决定，比如完全禁止其活动。
正是因此，根据新立法，从明年1月1日起，用户数量超过50万的数字平台必须在俄罗斯设立代表处并进行登记。我认为这项规范将使我们能够影响这些公司在俄罗斯境内的政策，它们将不得不遵守这些决定。
而且，总的来说，遗憾的是，我甚至在个人经历中也观察到这一切。例如，我在推特上有相当多的粉丝，大约450万。当我查看推特的推荐关注时，自然，它推荐给我的第一个人就是正在服刑的纳瓦利内。这难道不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吗？这是赤裸裸的干涉。
Q：您提到了可能禁止此类西方平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表态。俄罗斯有很多YouTube用户。您认为这样的决定会不会带来负面后果？
A：我说的不是要禁止，我说的是应该有一些能够施加影响的规范。就连美国现在也准备通过这样的规范——我强调，是国家规范，而非企业规范。同样的进程也发生在欧洲。他们看到这样可以操控外国的选举活动，可以影响人们的情绪——欧盟也对此感到担忧。
因此，我们也必须拥有针对此类数字巨头的全套影响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禁止它们。恰恰相反，如果它们遵守所有规则——那很好。
我自己也使用社交网络，这既方便又有趣。只需要遵守规则，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我再强调一遍，为此需要在所在国注册代表处。这实际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如果你在某个国家拥有数千万粉丝，那么在该国设个办公室有什么奇怪的呢？毕竟你在赚钱——我们谈过罚款，当然也可以调整广告投放或其他操作——但你在外国从事经营活动赚取收入，同时却无视该国法律。人类恐怕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因此，我相信类似的法律几乎会在每个国家出现。
Q：一些西方领导人已经声称俄罗斯的选举不合法。我们一些邻国的政客表示，他们拒绝承认克里米亚的投票结果。同时您已经提到过部分国家——比如美国，质疑选举结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特朗普的支持者——我们知道他们的遭遇。
A：他们没什么好下场。其中一些人已身陷囹圄。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只是被封锁、被踢出了同样的这些社交网络。
Q：就在我们采访前夕，刚收到一条新闻。YouTube更新了其规则。例如，现在规定他们将删除涉及美国选举舞弊以及刚刚结束的德国议会选举舞弊的内容。
A：关于我们的选举，那里有提到什么吗？
Q：关于我们的选举，暂时还没有……
A：这很像他们的作风。用一句很俗的话说，这就是双重标准。但问题是——有什么可说的呢？
Q：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西方质疑选举是被禁止的。另一方面，俄罗斯的选举却在投票开始前就遭到质疑。对此该如何回应？
A：对此根本无需回应。说得糙一点就是：任凭狗吠，驼队依然前行。根本不理会这些言论。我们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其全部领土上拥有国家主权。我们有自己的法律。因此，无论他们说什么，对我们来说都毫无意义。
Q：当俄方以疫情限制为由，提议欧安组织限制派往俄罗斯的观察员人数时，欧安组织原则上拒绝派遣其专家。您不认为这是试图提前抹黑选举吗？
A：当然，这本身就是试图提前抹黑选举。这完全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厚颜无耻的、公然的企图。他们说了什么？“我们将通过欧安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向你们派遣500人。”但现在毕竟是特殊时期。我们对他们说：“伙计们，这太多了。你们向美国派了30人，通常也就派50人左右。你们要500人做什么？让我们把人数缩减到标准规模——然后，欢迎，你们来吧。”他们说——不，aut nihil, aut Caesar，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要么当凯撒，要么一无所有。既然这样——那就谁也别来。但很明显，这其中一开始就埋下了一颗“地雷”。也就是说，选举从一开始就被预设为不合法。
Q：有观点认为：也许应该让步，随他们去，允许他们要求的那么多观察员，这样就能避免争议。
A：首先，说实话，那些争议本身也不值得理会——大体上就是这样。其次，我记得2008年我参与的那次选举，当时他们也在吵闹，也对观察员人数之类的事情说三道四。可结果有什么改变吗？什么也没改变。
您知道，当一个国际组织沦为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试图借此影响其他国家的工具时，这是非常糟糕的。说到底，欧安组织当初成立的宗旨是什么——实际上大家都已经忘了。现在它叫“安全与合作组织”，但最初它曾是一个“会议”，那还是在遥远的1970年代。其目的是让各方、所有参与者能够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而当某些国家借助某些机构试图对我们施加影响，而我们恰巧持有不同的立场时，这就违背了该组织本身的宗旨。问题恰恰在这里。在某些情况下，决定只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只能基于全体一致同意。为什么联合国宪章中设有否决权？现在它正受到批评，有人说应该废除它，等等。但这其中蕴含着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因为如果一个决定不被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接受，它就不会得到执行。那么这样的决定还有什么价值？只是为了挑起又一场国际争吵？为了开始争论、互相辱骂、递交照会？因此我认为，这类组织以及观察团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们建立在共同同意的基础之上。
Q：最后一个问题。选举前有很多关于您未来仕途的各种传言和猜测。有人说您要被安排去担任国家杜马议长……
A：“安排”是什么意思？(译者注：视频里你熊呲着个牙笑起来了，我真服了……）
Q：您当初为什么决定不参选，为什么决定不争取这个职位？
A：既然您问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但我会回答。您知道，国家杜马是我国非常重要的最高立法机关，负责通过法律，在那里工作极其有趣。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律师、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彼得堡工作时，杜马已经成立，我那时曾想过，将来等我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律师时，如果能进入国家杜马参与立法工作，那将很有意思。实际上这确实是非常有趣的工作。但我的命运走向了另一条路。事情的结果是，我成为了国家元首，后来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并且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至少在最近几年——比任何人都长。这当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问题在于，前国家元首、前总统继续从事工作的机会并不多。您知道，在一些国家，前总统通常不再担任任何公职，而是去讲课、主持一些公共论坛等等。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人们对你所做的事情还是有一定的看法的。目前我是安全会议副主席，安全会议主席是我国总统。我从事的是与国家安全保障、国防能力相关的重要而有趣的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我曾在那些职位上获得的经验有关。
至于国家杜马的工作，那是一项非常精细的工作，需要协调各方利益和意愿，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派系之间达成妥协。这是一种需要日复一日进行的精细活儿，而且不能依赖过去的职位，而仅仅是因为命运的安排使你当选进入国家杜马。基于这一点，我只能说——至少目前我认为——这对前国家元首来说不太合适，原因显而易见。但我想再次强调，国家杜马的工作无疑非常有趣，对许多我的同事来说，这是他们职业生涯、法律生涯的巅峰。因为不管在那里工作的是什么人——无论是不是法律专业人士——这毕竟是立法工作，而这确实非常有意思。
Q：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A：谢谢，康斯坦丁。祝您和你们频道所有观众一切顺利。
Q：谢谢。